结束漫长而乏味的史实陈述阶段后，让我们回到曾经点到过的那点疑问“日本文化是如何在漫长的时光里面临外来文化仍然能保持延续性的?”
答案似乎首先就要排除【直接管制】的因素，因为纵览这段被有意抽出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江户早期颁布了针对基督教和海贸的禁令，并限制非外交官员与西方商人的交流。但是从宏观上来看，这些政策并没有起到长效的作用，在合适的时候，“兰学”顺利地传入了这个国家，此后无论是松平定信还是更激进的水野忠邦也无法再从日本根除它们的影响。
事实上我们也很难推定它在初期所起的作用究竟有多少是这个政策本身所带来的。
“幕府成立初期享有的崇高权威”，“西方人困于高昂的远洋成本及投送能力的匮乏而主动撤离”，“基督教在日民间根基不深”对幕府锁国政策显然起到了多重的增益效果。
【具有民族导向性的教育】可能起到过相应的作用，但我们可以看到，在内村鉴三“大不敬事件”发生在《教育敕语》颁布期间，而在事件中对内村去职起到重要作用的实际上是民间的反对浪潮而并非官方的强制性先行。
透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敏锐地捕捉到，即使是在推崇西方化的明治时代中前期，即使没有经过系统的传统文化培训，当民间传统主义的底线被触动时，仍然免不了引起国族中心主义的反弹。因此【教育】的影响实际也处在可高可低的位置上。
幕府在三次改革中对文化生活的规范活动，实际上也体现出【行政命令】在处理文化事务中的无力，适应一定生活环境的人是很难被强制力扭转的。
因此这里笔者选择把实际原因归于两个简单的因素:
“充实性与渐进性”
（1）充实性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
日本文化是多元复合的产物。
无论是公元7.8世纪“中国化”的时代，还是16-19世纪“西风东渐”的时代，就和任何能够长期维持的国家/民族那样，你几乎能在任何时代看到他的文化沉淀，而这个过程又不至于是过于“模仿化”的，被模仿的事物与当地的现实生活充分结合（受日本早期富足的农业资源和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助长），从而实现了内化过程。
这样的趋势历经无数次的发展与变革，到16世纪时，日本文化作为被当地人普遍接受的文化已经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而以艺术，宗教，思想方面的丰富性与内部派系的多元性对当时传入的“基督教文明”起到了有效的抵抗作用。
以至于除却西方人的财富，新奇商品与先进武器之外，当地人几乎想不到自己为什么要信任这样一个似乎与佛教相似但却是由“南蛮”带来的古怪宗教。兰学所受到的轻视也是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的统治者们似乎都愿意相信自己的文明是先进的。
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文化能够为当时的日本人提供一个完整的世界观，世界观的充实性使他们无意擅自触摸来自外面的世界。而在两百年后，在面临西方文化真正的冲击时，“充实性”也避免了日本文明在面临强大的外力因素时被直接摧毁。
而是保持了她的可塑性，为随后对西方文明有选择的吸纳留下了充分的应变空间。
（2）【渐进性】
渐进性在宏观意义上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日本的政权更替和各阶层实力的变动上是渐进性的
日本接受西方化的速度无疑是惊人的，旧的政治结构瓦解和现代化往往要经过数代人的不懈努力与鲜血的浇铸。但是对日本而言，虽然在1868-1869年，以及1877年曾经间断地发生过几场有规模内战，但真正死于战争的人相对而言并不很多，且这些战争大都是基于既有的政治惯例进行的，参与者基本都得到了赦免，甚至在数十年后能够重新被当做英雄人物传颂。
而在明治维新时代早期，虽然农民的反叛时常发生，但这些暴动都是地区性质的，与有限的异议与分裂相比，在“强烈的外国危机感”下团结起来的地方保守派、强藩代表和朝廷公卿组成的新政府仍然能够保持统一。而其中负责政府实际事务的“武士活跃分子”，三条实美、大久保利通、岩仓具视、木户孝允等在平稳改革和现代化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其二.日本与外来文化的融合是渐进性
就如同遣唐使之前的日本历史，实际上3-5世纪间，随着汉王朝对朝鲜半岛的战争，不断有半岛的移民渡过海峡从九州进入日本，他们将中原稻作农业技术和更先进的手工艺技法带入日本，期间还偶尔有学者流落，传说日本最早接触汉字也是从那个时代开始的。
此外在公元六世纪左右，日本在半岛上甚至有名为“任那”的跳板，并与百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通过这个跳板与中原文明建立更为便捷的联系，直到新罗在唐朝的支持下基本统一半岛为止。
因此到了公元7世纪，虽然惊讶于长安的盛况，但遣唐使和深受影响的日本王族仍然相信差距是可以弥补的，事实上大化改新时的大部分政策没有遇到过分的阻力，尤其是“班田制”改革。有说法认为这样的政策其实在“大和王权”推广前就已经开始在那些臣属的“氏”中推行了。无论事实如何，这些材料充分体现了日本在“中国化”前，实际上就已经被中原文明所浸染了。
与西方文明的也是同样的道理，16世纪激烈的斗争后，仍然被容许留在离岛的荷兰人成为西方在日本文化的窗口。当敌意随着长期的接触日益消散，德川吉宗干脆取消了禁绝文化交流的政策，甚至转而鼓励人们“学习荷兰语，技术和军事策略”。即使开放令受到幕末政治形式的挑战，但“兰学”仍然在压抑下坚强地生存着，并在19世纪50年代，在日本终于决定要开国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日本不至于像鸦片战争时的中国那样陷入无所知的迷茫。
【针对当代中国传统文化保护的感悟】
“文化是植根于某群体人的生活，与他们的生活相适应的全部物质产品及精神活动的片段。”
但在当代盛行的庸俗文化保护者却总喜欢忽略这个问题，而将话题引导到既没有营养又缺乏意义的方向上。
分立在“对外繁荣与对内衰退”的两面，这种状态是有道理的，它真的原因并不是受众的过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同质化”】的错。
实际上，对于当今的中国文化问题，最为令人忧心的现象其实并非所谓“西方冲击”的问题。而是许多人多少有意识到但最终选择选择性忽略的那些地方性的，市井的文化。
在民国时代曾经繁荣过的各具地方特色文化正在走向趋同，消亡，并最终不断成为同质化的统一中国文化的一体。而同质化的传统本身却又是过分符号化的。
而这所导致的结果是，许多最后本能幸存下来的真正根植于地方人群习俗的传统文化随着地方性的泯灭，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许多人混淆了士大夫文化与平民文化的差异，费劲心思去鼓励人们去接受和关联那些与他们和他们的祖辈成长没有任何关联的，甚至是在更久远的三百年前就已经僵化乃至“死去”的艺术，还最终试图回过头来向年轻一代问责，这是非常诡异的事情。
相对日本的“渐进性”，20世纪对古老的中国而言则是真正在悬崖边颤栗着的历史。辛亥革命的波涛将与王权紧密结合的士大夫们从绝对的统治地位跌落了下来，“粗俗”而愿意接受西化的新军接过了权柄。
不合时宜的“尊孔复古”运动被政治绑架反而成为“逆流”。
接下来的国民革命使这些曾经的“贵族”几乎只剩下了在大城市之外有限的地区影响力，而即使是在曾经掌握全权的地方，现在也不得不去与辛亥革命后依托军头和买办在地方上雄起的新地主竞争。
在民国38年后，他们在大陆的各个角落完全地沉寂了下去。在全国文盲率高达80%的情况下，全民普遍的扫盲和基础教育的铺设要等到1953年。
因此今天的传统文化的“回流”很大程度上是改革开放后，变得有文化的平民阶级的后人们对那些被亲手斩断的文明的一种重拾。
如果说从热情地鼓吹西化到吸收和修改西方文化，在最终走向对传统某些方面的重拾是东方文明从最初“因意识到落后而自卑”到“现代化成功后的自信心恢复”的惯常表现。
对中国而言这个过程是矛盾的，尤其对于那些试图沿着类似的轨迹“寻根”的人，他们可能成为传统文艺的爱好者，但同时也终于会发现，这些东西距离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远了。
尽管对有些人而言可能很难承认，“我们自由了”，在东亚国家里，我们可能是历史遗留压力最少的。传统的力量正在死去，也没有任何征兆显示这个趋势正在被逆转。而任何空洞的所谓“自救”政策实际上也没有跳出前人的框架。
而所有面对未来不切实际的幻想，历史则用无数的例子来阐明一个永恒循环着的道理“正在老去的事物是不可挽回的。”
“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目送》 龙应台）
我们势必拍着手唱着骊歌目送那般可爱却又挽留不住的美好微笑着挥手与我们远去，永远地消失在地平线的那彼岸。
留下痕迹也好，云消雾散了也罢。
在世界文明史中，变化才是普遍且永恒的话题。
终有一天，我们也会同它们那样，在那地平线彼岸成为后人回忆里的那一抹背影。只是能让他们在回想起我们的生活足迹时还能找到一份熟悉的安稳感，就会像得到肯定的小孩子那样欣喜若狂。
即使世界早已同我们所认识的不太一样，街头巷尾再也寻不见曾经鲜明的那些印记。但是人们终于能够相互理解，不再需要品尝先人所历经的烦恼和痛苦那般自由快乐地生活在这片这片土地上，享受着日常中无限的可能性，在创造中追寻自我的意义。
那样的国民便是永远不会消亡的。
如果终有一天能寻见那样的未来，千千万万代坚强着的人们奋斗毕生的而刻苦追寻着的根源。平凡也好，崇高也好，他们终于可以变得不再那么坚强。
泪水掩面，洗却延绵千年的尘土。
作者：铅华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