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目的】
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保护是门古老的话题，关于这篇文章的源头，虽说按照标题内的说辞，是通过认识16-18世纪间日本文明的发展史有感而发的而作的。
然而实际上这样讲是不够完善的。本文写作的根本原因首先是以不入流的汉文化爱好者身份对现状的反思，其次则是对实践中所观察到的诸多有趣而令人印象深刻现象的感悟，例如:
“主流舆论”针对传统文化所流行的口径主要有两种。
其一是经由各种事例与访谈稿宣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一论述。
其二是以“中医药、汉文学、古代手工艺、先哲思想等传统文化艺术精粹”为跳板掺杂中介元素而最终引出“许多传统文化正面临衰落而走向消亡的境地，期望国人更多介入保护”的中心思想。
即使分立在“繁荣与衰退”的两面，这两种论调的受众却是极少就存在相悖的论点出发相互质疑的，这本身就是个很耐人寻味的现象。而回到双方的对立点上，这在本质上其实是个多数人都有意识到的问题:
“为什么同种文化会出现衰退与繁荣倾向并存的局面?”
作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现代人存在古典文化冷漠且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盲目亲外”这一标准的印象主义叙述似乎是相当流行的阐述。
这样的技术性弥合似乎对于说服大众是相当自信的，在实践中它也在很大程度上他也达到了这个目的，而笔者认为无论从逻辑还是影响来看，这样的诠释都是危害性的，文化保护与“民族性”过度结合诱发了种道德绑架，使很多人形成了“保护传统文化”与“正义”直接挂钩的刻板印象。
这里尚且不涉及利用印象主义分析法去诠释“现代人”或“年轻人”这些集合体的行为模式是否严格符合逻辑（实际上笔者撰写此文时出于审慎的考虑并不准备在文章中采用同种办法）。
文化保护的庸俗化本身就是异常显著的。
诸如“中国人不该过圣诞节”这类文字就是很好的例证，越来越多既不懂中西方文化，更不了解文化传承与发展轨迹的人为自己披上鲜亮的衣裳，竟然也能互相帮衬地为自己争取到“大义”的名分，引出这等败毁文化声誉的闹剧，不管他们是如何想的，这种程度所涉及的显然是原则性的问题。
————————————————————————————
在亚洲的东北海岸，季风区的北界，有一个被习惯称为“日本”的国家。这个国家对于我们来说或许并没有太厚重的神秘感。
就历史层面而言，即使它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绝且位于大陆圈影响的外围，这个国家是首先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明中茁壮起来的，且长期与东亚文明保持广泛的共通性，这样的状态直到19世纪在面临来自西方文明真正的挑战时才出现实质性的转折，就如同7世纪前后她主动接触大陆文明时所受的震撼那样，变革是系统性的。
然而在世界文明史中，变化才是普遍且永恒的话题。而诡秘的是，日本的文明似乎保有某种特质，使它能够将外国文化吸收到自身的集合体中去，而同时这样的集合体又具有充分的延续性:
在政治上天皇、公卿和武家轮流登上舞台又最终以不太激烈的形式退出了权力核心，成为政治运行中仪式性的角色或成为社会阶级体系重构中积极的一环。
在宗教层面，神道崇拜自古坟时代后期延续至今仍然作为重要的生活元素以传说和习俗的形式交融在日本社会中。佛教文化的繁荣也是个意外的现象，因为佛教已经几乎完全在它的发源地与北传途径中衰亡了，而今天的日本佛教仍然维持着一定的影响力，现存有影响力的宗派大多诞生于镰仓时期，而更久远的甚至可以追溯到奈良时代。
历史本身作为文化的传承，积累和扩展的集合，在长期记载和解释一系列人类活动进的过程中，不断为当代社会能提供可讨论的公众话题，引发现实思考并拓展公共讨论。 如何利用前人的足迹为今人导向，是历史学习中永恒而现实的话题。
虽然在文章最初编排飞鸟时代日本与中原文明的交流，并将早期武家文化发展作为全文的前情提要似乎更为合理。但是考虑篇幅因素这里还是决定将叙述范围限定在“16～19世纪”间的日本。
武士文化就本质上而言实际上是上层社会的文化。经过“福原平氏对公家文化有意识的模仿”，“镰仓/室町时代与公家和禅宗间建立的微妙平衡”和“安土桃园时代的多元化发展”。最终步入江户时代的武士文化是一款成熟而独立的“新贵族文化”。
与他并存的是等同繁荣但在地位上仍然居于流外的城市文明。安土桃园时代地方大名出于巩固军事资源和领地控制权的需要而产生的构筑城堡的热情，在意想不到的层面上广泛推动了城市化，当代日本重要城市的雏形基本上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它们在江户时代维持了持续而集中的发展。
作为与上述两类文明相对的外来概念，“基督教”及其背后的西方文明最早在16世纪初就已经在九州岛的西北部找到立足点了。日本战国导致的政治分裂为基督徒的渗透提供了更为丰沃的政治土壤，葡萄牙人更为庞大的商船和更新奇的货物让他们几乎轻易地在十年内挤占了当地原本由中国商人占据的市场。
西南部的大名是与西方人接触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他们丰厚的贸易资源弥补了当地传统农业资源的匮乏及军备的不足，而原本受勘合贸易的影响局限在近幾地区的高等级手工业随着市场的拓展开始沿着主要的贸易线路发生扩散。
滑膛枪和火炮的传入是其次的因素，过去的日本城堡喜欢建在崎岖的山丘上，因为这样能够有效地抵挡骑兵冲击与弓箭仰射并有助于防御者的发挥。但火器的进口与大量自产使这些旧式城堡的防御优势逐渐丧失，于是后期出现了更多建立在平原和水道附近更具经济意义的城堡。
尽管基督教本身并没有获得官方地位且困于成见在民间传播受阻，但在佛教因为乱世而出现明显的功利化趋向时（例如“宗教武装的出现”，“佛教僧侣参与政治的热情提高”），传教士的理想主义和献身主义出现有效地抹煞了基层信仰粉碎的可能
但是这样的局面没能延续太久，随着当时考虑下西方商人对远东贸易兴趣的锐减，以及日本政权重归统一后对基督教传播和掌握庞大贸易资源西南诸外样大名的不信任，17世纪中叶之后，西方在日本的立足点只剩下了长崎海岸上的离岛，双边的文化交流受到严格的控制，闭关自守的政策占据了上风。
在江户时代早期衰落的除却基督教之外，佛教的影响力也有所衰落。这样的衰落首先体现在经济上，寺社的土地被核定并重新分配，寺社事务被纳入行政机构的管制 ; 而在政治领域，平安时期以来僧侣通常在政治中所扮演的“技术顾问”角色，开始被儒学家所取代，虽然日本儒学实质上最早是在佛门中开始传播并在17世纪初才从中分化出来的。
日本儒学为江户时代的日本提供了一个关于“和谐社会”的愿景:“士农工商作为自然等级表顺次排序，各个阶级各安其位，以实现各自生活与劳动中的义务与使命为己任”。作为各阶级行为规范准则的“道”也是在这个时代被普遍推广的，儒学思想的崛起为幕府统治者的执政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也因此作为“官学”受到赞助和保护。
但是宗教仍然在发展，激进的反基督教政策使幕府与各地佛教寺社结为同盟，土地被划为教区，而其中的领民被要求在本“教区”登记并参与传统的宗教仪式和庆典；神道崇拜仍然在各个阶层中存续，其中最典型的是祖先崇拜，皇室家族仍然被鼓励前往伊势神宫主持祭拜，德川家的后裔围绕日光冬照宫维系着与祖先的联系，这样的“寻根”倾向在中下级武士中也非常普遍，而在相对贫乏的民间，神道填补了佛教信仰的空白并以传说故事与生活习俗的形式继续与佛教融合到19世纪后半叶。
时间跟进到17.18世纪，德川家族为日本所带来一百年的安定与繁荣以及重农垦荒政策的成功使它步入了自己的巅峰期。武士社会地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长久的和平使武家的军事作用急剧降低，中下层武士则摆脱了早先粗俗的形象，成为有文化且更亲近官僚生活的“贵族阶级”。而与室町时代以前不同，随着公家队伍的急剧缩减，江户时代的上流社会是完全的武家的天下。
幕府将军和他的臣子们依然热衷于文化投资，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上层的艺术领域的创造力在走下坡路。
官方的恩宠使“符合武士身份”的国粹艺术受到亲睐，但在技巧和题材方面却没有明显的改进，艺术家们往往按照他们教师的流派为自己的作品定型化，将自己与那些试图拥抱通俗现实的艺术用高雅的界限分离。
建筑，绘画和戏剧，其流派和风格几乎完全是自室町时代所沿袭的，相较于追求“新颖”，艺术家们开始更倾向于通过制作“宏大”的作品并对其添加过分的雕琢来展现自己的技艺。精品古典艺术得到吹捧，但无意间艺术的价值已经沦落为“炫耀财富与荣誉的坟墓”。
但在批评之外，我们也应当看到，虽然“古典艺术表现形式”在那个时代产生了停滞，但在于新兴的哲学和艺术理论方面仍然取得了发展，这与儒学在日本的传播是相适应的。此外禅宗对茶道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的。
由于日本阶级制度的特异性（缺乏阶级流通渠道，武士阶级人口过剩），农工商三个阶层想要步入“士”的群体是极端困难的，但这也为日本市民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虽然传统的日本儒学家习惯于将商人认看作是“社会底层”，但作为战国时代大名们的盟友（商人通常会为大名的战争主持军火与兵粮的配给，有时还会兼理财务提供额外的资金），因此当战国时代结束后，这些人中有少数为自己的家族争取到了武士的头衔，而更多的则通过自身与武家的关系继续为武士提供服务。因此商人的社会地位在16-19世纪间实际上都很高。
因为严格管制下的社会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商人们通常会选择安心从事商业和町的发展。不少商人世家在战国时代与江户时代早期的和平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为他们参与文化事业奠定了物质基础。
而在精神上，因为与武士阶级打交道的需要，高级的商人通常是识字且富有文化涵养的。但与作为“社会底层”，商人追求“高雅艺术”却又是难以被容许的。
物质财富，精神追求与社会地位的不自恰使他们不得不选择把钱投入到那些“流外低俗”的世俗文化中。随着城下町经济的繁荣而发展起来的町民，以及在各“藩”重农垦荒的政策下诞生的“农村精英”。又为这些世俗艺术的拓展提供了消费市场。
幕府响应儒家要求“教化百姓”的要求而制定的教育政策也可能是原因之一。被称为“寺子屋”的基础学校的普及率很高，有的官立学校还会愿意接受其他阶级的子女入学。因此出于林林总总的原因，日本各阶级受教育的机会在当时的亚洲是绝对的领军者，即使将位置置于同时代的西欧恐怕也不会显得逊色。
17世纪初，“浮世绘”，“三味线”，“艺妓”是最先流行起来的世俗文化，其中“艺妓”和她们居住的不夜城所吸引的不仅是粗俗的市民和富商。在欲望被政治联姻和严峻的国法家规压抑的时代里，许多渴望娱乐与松弛的武士也喜欢偷尝这颗禁果，即使这在当时明显的是“沦落”的体现。
此后又过了大概一个世纪，当大阪，京都等在战国时代饱受摧残的大都市重新恢复生机时，也恰好是德川家统治的鼎盛期，识字率的提高为各类读物的有偿出版提供了消费基础。
但与儒学家们所可能期待的不同，虽然他们最初提倡教化百姓的目的是希望他们能更方便地接受儒学思想，阅读经典成为“平民贤人”（当然这个时代的日本确实出现了不少町人，农民出身的儒学家）。但大多数人显然对之乎者也的论调丝毫没有兴趣，相反，为大众阅读的通俗小说和纸质化的神话怪谈以极强的生命力发展着。并小心地规避着幕府审查人员的眼睛。
如果说繁荣时期幕府尚且能对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维持容忍态度的话，当衰落的迹象出现时，曾经的容忍便几乎一夜间荡然无存。
“限制和剥夺被统治者的尊严与娱乐是统治者确保其权威性最好的武器”
自古以来便是如此。
幕府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结构性，封闭的阶级体系下，武士的数量实在太多，而农田的数量却随着可利用土地资源的减少而增长的越发缓慢。上层武士的奢靡和放荡也被看作原因之一。当幕府的财政吃紧，武士成为负债阶级时，他们不得不通过贬值货币的办法维持困难，但开支不平衡的问题仍然无从解决，于是系统性的崩溃就此开始了。
亨保改革是其中的起点，德川吉宗尝试了一系列“硬通货，开源节流与紧缩相结合的混合政策并试图通过控制商业活动的办法缓解矛盾。其中格外突出的是他出台了一系列道德法案以规范领民行为。
他首先要求武士恢复到过去的“尚武精神”中，在行政上要“清廉正直”，奢侈被认为是有罪的，而且这项规定包括道德上的整顿法令并未止步于武家内部而被强令推广到民间。这可能与他的儒学顾问的鼓动有关。
吉宗的改革是有魄力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理想化的，大多数政策在他死前就已经落空，无论是近侧，武士还是商人和农民无论从经济上还是道德规制上都不喜欢他的制度。
老中田沼意次在位可能又是个短暂的宽容时期。他决意奉行与儒家思维完全不同的方式治国: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公开鼓励商业活动，支持垄断和行会组织，鼓励与西方人的沟通。他在财政上的激进政策使他一度逆转了幕府财政上的败局，但是两轮接踵而至的天灾又使所有的努力落空，他的个人腐败问题也被搬上日程。
当继任的将军失去了对他的信任，保守派和其他政敌很快卷土重来，长子被政敌刺杀，其余的两个儿子被迫过继给其他家族，最后领地和荣誉被尽数剥夺，紧随而来的宽政改革又将田沼时代的政策全部推翻。
短暂的田沼时代带来了与其他时代不同的风气。例如在亨保改革时代，农民精英的富裕和文化消费被看做是“道德堕落的表现”，俭朴和爱护土地被儒学家们认为是真正的“农民精神”。尽管经济的复杂化和商业化使这些呼吁看上去是无比邪恶而愚昧的。在田沼时代这些要求不再受到特别重视。
“兰学热情”是这个时代的特色，从吉宗将军开始，私人学习荷兰语以及西方科学重新得到允许。在田沼时代，与西洋人的沟通变得更为自由，荷兰公司的成员和科学家甚至被默许向好奇的武士和居民展示他们的成果。公开的“兰学热”受到鼓励。
木版画浮世绘是浮世绘艺术的另一个高峰，结合线条构型艺术和来自中国新上色方法的作品逐渐取代了过去的刻画，使浮世绘能够更廉价地应用于图书插图和戏院的传单，有时它也能被当做名胜点的纪念品出售，虽然在当时的上流圈内，这样的作品仍然被普遍视作“缺乏艺术价值”的。
此外傀儡戏和街头戏剧也变得更加“写实主义”，剧作家们开始愿意书写武士，町人们真实的故事，跨越阶级的凄美爱情也成为受欢迎的主题，这种表现形式与其说是完全来自市民的，不如说也同样夹杂了一层源自下层武士面临“忠”的古道和“人性”现实的思考。
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许多拥有武士地位的人，尤其是下级武士不得不开始从事手工业和商业并融入市民群体的圈子。“俳句社团”是两个阶级中出现交融倾向的很好例证，这种结构简单，题材可严肃亦可幽默的诗歌形式受到广泛的欢迎并从其他复杂的诗歌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跨越阶级而具有深刻表现力的艺术。
虽然农民和町民同样深刻地厌恶田沼时代的腐败，但紧随其后的所谓“宽政改革”和幕末保守派孤注一掷的“天保改革”反而让时人开始怀念那个堕落但快乐着的年代。
通俗文化受到压抑，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被迫在生存线上挣扎，但最根本性的财政与经济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此刻儒家内部也开始出现更严重的分化，如果说最初的日本儒学家相对而言可能更像是朱子理学的教条主义者，现在开始有了越来越多出身底层的学者和那些“本土派”开始质疑“朱子理学”，他们希望能从典籍中挖掘儒学的核心去解决日本的社会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是围绕少数理学家的理论进行套用和解释。
大盐平八郎作为“阳明派”的儒学者便是其中之一。1837年，在捐出全部的藏书赈济灾荒中的饥民却被奉行所问罪后，他联合町奉行所的与力和儒学生，囤积枪炮在大阪发动起义。虽然起义的结果实际上更贴近于暴民作乱，一夜之间烧毁了大阪五分之一的城区。但是被烧得无栖身之处的大坂市民仍然将其视作英雄人物加以刻画，足以反射幕府在面临社会问题时的困境。
作为对现实的呼应，神道在沉默两个世纪后从另一个角度开始出现回潮，自称从某些地方神身上获得“救世”神力的教主向贫困的农民许诺乌托邦和免受疾病困扰的愿景，因而收获了大批来自社会底层的信徒。
当天保年间的改革最后一次奋力拿去传统的武器去对抗新生的力量和那些无法挽救的现实时。在文化领域，幕府在内部开展轰轰烈烈的“整风”和“精神强化运动”，在民间查禁风俗文学，限制西洋贸易和兰学。
所有措施的结果配合经济上的彻底失败将幕府的威望降至谷底。天保年的失败使“分离主义”的雏形被推上舞台，因为各个大藩与幕府同样面对财政与经济的问题，在幕府屡次自救失败的情况下，他们也不得不选择自主解决。
长州与萨摩的改革成功是其中最突出的，这也为幕府之后的危机埋下了伏笔，而与此同时，两百年前因为力量投射能力不足而离开的西方人，随着技术进步和海外跳板的开拓，对贸易资源和价值输出的强烈渴望使他们回到了东方的海岸。日本和东亚诸国几乎同时在这时遇到了真正的“西方化”威胁。
幕末短暂的冲突与政治重构，明治政府的现代化政策很快将西方崇拜推至高潮。由此步入了与江户时代之前所完全不同的新篇章。至于近代文学的开端，神道的独立与复兴，基督教解禁及内村鉴三“大不敬事件”，自由民权运动中报业的影响，及期间以刊登世俗八卦为业的“小报纸”与传统从事政治评论的“大报纸”的业务分裂，这便是后话了。
作者：铅华
此心光明，亦复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