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底线

自由主义的底线

在唐纳德·特朗普的雾月十八后，菲德尔·卡斯特罗逝世。标志性的事件给不同派别的人提供了争斗的舞台，而对标志人物的评判往往折射着价值观，任何一种叙事的背后都隐藏着一套逻辑、一种目的。于是，因为特朗普是左翼讨厌的对象、卡斯特罗则为右翼憎恶，在左右两派正因特朗普的当选而撕咬到不可开交时，四种策略围绕此应运而生：“和特朗普比起来，卡斯特罗要‘强一些’”、“和卡斯特罗比起来，显然特朗普‘还是有底线的’”。此外，为了避免被说成是“差不多”“都一样”的相对主义者，两边出于不同的原因侧重吹捧特朗普或卡斯特罗。

这个过程中，我看到的是自由主义者们的撕裂。对于偏左或偏右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共识似乎越来越少。当看到特朗普和Alt-Right的嚣张时，我们似乎宁愿看到一场激进左翼的运动来遏制这一切——同样，在历史上，当看到列宁主义的扩大时，也有偏右的自由主义者投向了麦卡锡和皮诺切特。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令人痛苦的地方在于，当看到激进主义兴起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方向，感到迷惘，感到恐惧，感到无所适从，并进而忘记了我们立足的根源，选择了错误的底线和错误的共识。

虽然很难给出完整的定义，但我倾向于将自由主义者的底线表述为支持自由民主制（liberal democracy）、支持政治自由、个体自由和自由的经济环境——如果要促进积极自由的实现，也需建立在普遍得到保障的消极自由的基础上。同时，自由主义者的底线还应该对于被普遍承认的人权原则的支持和保障。自由主义者的“左”“右”之争应当基于这一底线之上。比如，在保证了自由民主制、基本人权的情况下，采取偏左还是偏右的经济政策、抑或在女权、LGBT权利和与健康权相关的环保议题上采取更进步（progressive）还是更保守（conservative）的具体观点都是可以商榷的。

但是，当自由主义者应当共有的这一底线遭到挑战时，每一个自由主义者所做的，都应该是捍卫底线，当这一原则可能受到威胁时，自由主义者就应该摒弃在底线内的议题分歧，而选择任何符合底线要求的、能够阻挡威胁的力量。当我们面对一个有威权主义倾向的极右候选人时，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即便他偏向右翼，在和另一个符合自由主义底线但偏左的领导人作选择时，也应当毫不犹豫地支持这个与自己立场方向有所不同的人——否则，也许他可以把自己定义为一个“右派”，但绝不能把自己定义成一个自由主义者。

有了“自由主义底线”这个概念，许多比烂和“都一样”的逻辑就有了解释。虽然特朗普不够好，但是民主党更烂，所以宁可选择特朗普——这个逻辑的背后是“反左”的底线，而绝非自由主义的底线。同样的，“虽然卡斯特罗很烂，但是特朗普更烂，所以宁可来一场卡斯特罗式的革命”，这个逻辑背后则是把“反右”视为底线，而忽视了自由主义的原则。

可是，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这样的逻辑。对此，我只能理解为，太长时间下，我们都是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讨论所谓的“左”和“右”，因而将自己定义为左派和右派。因此，当自由主义真正遭到威胁时，我们的第一反应却仍然是用左右的视角来检视，而忽略了“自由主义者”这一更根本的身份。因此，当我们面对来自某一侧的威胁时，我们只能不由自主地倒向另一个极端，这种意识折射到对具体历史细节的讨论中，就产生了无数令人啼笑皆非的比烂逻辑，而即便是一个派别中最恶劣的人物，这个派别的温和派也会吝于抨击。

于是，因为阿连德蔑视宪法，所以皮诺切特成为了拯救智利的英雄。关注自由的右翼就这么忽视了皮诺切特身上的斑斑血迹；于是，因为沙俄政府酷虐无度，布尔什维克就成为了苏俄人民的救星，言必称民主的左翼就这样忘记了他们镇压社会革命党的累累罪行；于是，因为吴庭艳的邪恶，北越就显得“进步”，因为朝鲜的黑暗，李承晚也可以被理解。当我们反击一个方向的极端派时，竟然不自觉地在为另一种极端洗地，甚至接受了另一个极端。

我见过因为挪威工党偏左的政策而为布雷维克欢呼的人，也见过因为特朗普的上台而呼唤一次左翼革命的人。他们原本都是自由主义者，但来自某个方向的极端庞大的阴影让他们不由得堕入了另一个极端之下，而自由主义的原则被淡忘。如果自由主义者不能和违背底线的极端主义划清界限，那么自由主义终究将会是失败的——因为自由主义者们借此完成了自杀。他们逃离了古拉格，又一头钻进奥斯维辛；他们欢呼尼古拉二世被挂上路灯，随后尝到了先锋队专政的滋味；他们离开了赤化的阴影，而让麦卡锡成为了政坛上的小丑；他们赶走了恼人的阿连德，皮诺切特的特务和军警充斥在他们身边。历史的悲剧历历在目，而自由主义者们的言论却还在走向和历史相同的逻辑。

但是，想一想极端主义是怎么被抵制的吧——是法国的共和阵线，是德国的grand coalition，是议会第一大党也无法找到合作伙伴的荷兰，是团结一致对极右翼说“不”的奥地利。只有当我们把自由主义的底线放在首位时，自由主义才能真正被捍卫。因此，对于一个中间偏左的社会自由主义者——我而言，虽然SPD相比CDU更符合我的意识形态，但为了抵抗左翼党和AFD，我会支持Angela Merkel；虽然我最欣赏的法国总统候选人是Macron，但在Fillon和Lepan之间，我将坚定的站在Fillon身侧。

可是如果——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终于遇到了两面夹击的境地，极左和极右的力量在逐渐撕裂社会，我仍旧希望——也会坚定去做的，是保有既不-又不的勇气。极端势力一时的猖狂很可能以失败告终，但一旦自由主义者从理念上感到他们相比另一边是“可以接受”的，也许就再也没有遏制他们的机会。而这种既不-又不的勇气只能是从现在的历史认识中开始培养——所以，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请坚持这样的观点：尼古拉二世是暴君，布尔什维克同样邪恶；阿连德践踏了宪法，皮诺切特同样是一个刽子手；金日成和朴正熙，胡志明和吴庭艳，他们都同样是独裁者和刽子手，没有一个人值得被美化和原谅。一旦触及了自由主义的底线，那么自由主义者就不应该和他们再有任何的共识。对于一个偏右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偏左的自由主义者和极右派绝非等距，对于偏左的自由主义者而言亦是同理——另一侧的温和派和本侧的极端派差别如同云泥，在通往极端主义的路上有着不可跨越的鸿沟，而这条鸿沟，就是自由主义的底线。

对我，以及我希望对尽可能多的自由主义者而言，这条底线是判别自由主义者的原则。当一个人跨过了这条底线，他可以自称左翼，右翼，民族主义，马克思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他可以用任何群体来定义自己——但是很抱歉，他绝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也没有立场玷污自由主义者这个名字。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在自由主义面临新一轮挑战之时，自由主义者要守住的，也只能是这条底线。否则，我们无法保证，哪一天，我们会不会变成我们所反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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